所以但凡是有两面性,一旦晋国吃下这剂毒药,晋国将陷入长期的通缩、通胀的反复经济动荡。而咸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进步,令咸国市场进入新经济模式,形成高度完整的上中下产业链。
晋国作为基础原料市场,其对咸国的市场的依赖将日益严重,同时咸国的进步会像吸铁石一样,将资金引流向咸国,而国外资金日益空洞。
晋国再想动兵,其结果是国内经济不振,咸国日益富强,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其已无胜算的把握,而唯一有用的反倒是被晋王冷处理的西寰。
于是陵山银矿事件后,西寰在晋国国内的威望日盛,其母王太后病故后,王太后党羽非但未被晋王分化吸收,相反依赖西寰输往晋国的利益纽带,联系更为紧密。
晋国效法咸国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卫、宋、徐、志、梁、长孙等大国陆续推行土地改革,但至645年,除公良氏外,鲜有能大成者,充其量窃取咸国农业和耧车技术后,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而归根到,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变革,前者代表了生产关系,后者带来生产力,最终引发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何处置利益过程的再分配,往往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而咸国具备了变法的基本条件。
至盛元644年年底,经二十年努力奋斗,百里燕基本实现盛元625年“以商代政”的目标,然比当初的计划更为宏伟浩大。
盛元644年、645年,诸侯相安无事,中原进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之黄金时代,同时咸国农业技术的流出,使得各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各国推动变法的动力渐增。
同时期咸国率先走出战争泥潭,人口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人。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低廉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这其中卫国的“帮助”功不可没。
大批东逃逃入咸国境内的难民总计超过两百七十万人,进入志国的有近八十万人。
名田、秋郡、原山、德康四郡县移交卫国前,迁走了人口三百余万,然卫国接管四郡后,出人意料的非但未迁怒于咸国,相反心中窃喜,甚至曾几何时可能还在骂咸王蠢。
百里燕琢磨很久,一直没搞清楚卫王倒底怎么个心态。
农耕社会人口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意味着国力,卫国白白损失三百多万人口,外加难民,里外就是小六百万人,其却不做任何动作,让百里燕担心受怕了好久。
直到后来才明白,卫国其实有一种“殖民者”心态。
由于卫国长期封闭于中原之外,其逐渐丧失了中原民族主体意识,自我民族觉醒意识,因而卫国人的想法是,他与中原人是两个民族。
而今其一跃进入中原腹地,其想当然的认为中原的失败,正是因为制度上不如其优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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