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努金倒是挺愿意和李谕聊聊天,一方面李谕名声这么大,竟然愿意和自己一个普通学生讲话,他已经很高兴;二来他感觉李谕身上真的也有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感。
这时候的印度人观念也和后世大不相同。
印度在李谕的时代是短视频平台常客,一般都是各种段子,比如“干净又卫生”,还有各种神奇的印度街头小吃。
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一般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存在一点敌对关系。印度人也总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从欧洲人身上学来的。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基本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两国精英对待同一问题可能都有很大的观点差异。
铺垫了半天,是因为李谕又在伦敦见到了一位印度名人,——大诗人泰戈尔。
他与李谕一起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此时也在伦敦。
不久前,伦敦的柯林斯出版社刚刚发行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瞬间引起欧洲文学界的轰动,帮助他顺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泰戈尔本人是孟加拉族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包括拿诺奖的《吉檀迦利》。
不过泰戈尔的英语底子也好,毕竟这时候印度精英不可能不会英语。
所以泰戈尔自己又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虽然语言变化导致诗文的格式大变,但好在文学性没有丢失。
《吉檀迦利》在欧洲的发行非常好;而柯林斯出版社现在又获得了在英联邦国家发行星战系列的许可,有意撮合两位马上拿诺奖的人来个世纪会面。
《泰晤士报》知道后极力帮忙,因为这种事的新闻噱头足够高,欧洲对东方文化还是挺痴迷的。
出版社专门整理出了一间很有东方韵味的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中国画、桌子摆上中国瓷器和明朝香炉,里面却燃着印度香,另外还有印度风格的刺绣装潢。
主打一个乱七八糟。
李谕进屋就皱起了眉,满满的都是洋人“以为”的东方,搭配太随意无序了。
随后进屋的泰戈尔同样摇了摇头,但总归是英国地盘,他只能置之不理,微笑着对李谕说:“李谕先生,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我早已知晓你的名字。”
李谕也微笑道:“泰戈尔先生,本人也景仰您已久。”
《泰晤士报》持有人北岩勋爵安排好了记者与摄像师,高兴地对两人说:“今年是个盛会,一届诺贝尔奖有两位东方人同时获得,是令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报社与杂志社请两位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你们、认识你们,并且学习你们。”
泰戈尔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北岩勋爵说:“有谁敢为二位定话题?两位随便聊几句就是,任何一句话都值得报纸摘录。”
李谕轻松道:“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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