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讲戒需迟。今胡马闯已南来,而凶寇又将,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北伐之无望邪!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总而言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在这帮子士大夫的眼里,吴三桂不但不是什么乱臣贼子,反倒是大大的功臣!
当时的情况,满清的突然南下打了闯军一个措手不及。狼狈之际,没了李自成统帅的闯军败退的更加彻底,刘宗敏与李过两大派系勾心斗角,心思都不在满清身上,只是卷了财物一门心思的逃跑。而在此之前,假李自成在一干谋士的指挥之下,早就在中原遍设衙门了。
可随着清军南下,被闯军杀怕了的士绅们开始反扑。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闯军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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