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忙将那该死的密码信放回桌上。
里登布洛克教授走进书房,似乎仍在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时刻都在想着那封密码信;
他在外面散步时肯定在脑子里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与分析,他现在回来是要着手试验某种新的破译方案。
他坐到了扶手椅上,拿起了笔,开始写出一些类似代数的算式。
我留神地看着他那颤抖的手,注视他的每一个动作。他是否会突然发现点什么?
我不知何故,也在颤抖。这好没来由呀,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且是唯一的答案了,其他的任何解译方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叔叔在长长的三个小时里,一直在专心研究,头都不抬,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纸上写了写的,没完没了。
我很清楚,假如他能把这些字母按所有可能的次序加以排列组合的话,他肯定能读出这句话来的。可是,我同样十分地清楚,单单二十个字母就可以有2,432,928,008,176,640,000种排列组合,而这句话中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那它的排列组合变化该有多少种啊!
简直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费时费力的,我心里不免有了一丝慰藉。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夜幕已经降临。街道的喧嚣已经止息。但我叔叔仍在伏案工作,对其他事情一概充耳不闻,连玛尔塔推门进来都没有发觉,也没听见这位老女仆说:“先生用晚餐吗?”
玛尔塔未见主人应答,便怏怏地出去了。而我,困意已袭了上来,挺了一会儿,坚持不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叔叔则仍然在写了画,画了写的。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发现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叔叔仍在工作着。他双眼通红,面色苍白,头发因焦躁被手抓挠得乱蓬蓬的,而且面颊发紫,说明他与那难以破解之谜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这一夜,他费尽了多少心血!
损伤了多少脑细胞,说实在的,我都有点开始怜惜他了。无论我心里对他有多大的意见,但我渐渐地在可怜他了,难免有所动容。这个可怜的地质学家,一门心思全都用在了这封密码信上,我真怕他心中的那股火找到正当的发泄途径,会突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
我只需说一句话,就足以让他那紧绷着的神经松懈下来。可是,我并没这么去做。
我这也是出于好心。我之所以此时此刻闷声不响,完全是为我叔叔的利益考虑的。
“不,不,”我心中反复地这么念叨着,“绝不能告诉他!他的脾气我还能不知道?
让他知道了,他是非去不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他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为了做其他地质学家未曾做过的事,他是会铤而走险的。我必须守口如瓶,必须把我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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