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程至今还没几年,股份制改革也才刚刚推开不久,目前顶多只能算是试验阶段。
有的国企和地方企业虽然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革,逐渐转变思路方法,希望借助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的力量来把原本犹如死水一般的经济搞活。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惯性下,目前尚未显露明显的成效,这些企业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紧急模式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甚至变得更为混乱,形势更加严峻。
这种初步合资的企业,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不是按照规定程序产生,上至董事长、总经理、各部门一把手等高级管理人员,下至各种技术人员,仍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去行政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与此同时,有的大型国企和一定规模的地方企业,甚至保留了改组前的党政班子,并将之并入董事会,以两套班子并存的形势,牢牢控制着新出炉的合资企业的各项决策权。
股份制改革推开的初期,对于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坑。
如果政府指派的人员光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那还简单。
关键是一座庙里供着的大佛太多,香火不够分,干活的人数还没领导的人数多。
一个部门里,九个官身一个打杂的,把各个部门都搞得乌烟瘴气,办公室政治氛围浓重得叫人难以忍受。
有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后,仍需与地方财政部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产权并未进行明确的“确权”行为。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入股了地方企业、甚至占了地方企业股份的大头,仍然不能‘当家做主’,无法插手企业的日常营运。这放在后世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这个时代却显得相当常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企业是亏了,但有人官帽子升了、荷包鼓了,里边的甜头让他们舍不得放手。
这种股份制改革后形成的特殊产物,在行政上依旧是政府部门的直属企业,在财务上的隶属关系归于当地财政部门,企业家作为董事长,一不能插手财务、二不能插手人手的升、降职,在企业里几乎成为吉祥物一般。
“那你找当地的大领导疏通疏通关系呗。”陆坤出了个馊主意。
现在不都讲究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嘛?各种歪门邪道都可以试一试,成与不成的,也没什么关系,社会的容错度,还是相对较宽的。
“找过好几次,没用啊。”李尔福急得拍了拍手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白瞎了我送了那么多回好东西。”
“那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陆坤继续问道。
李尔福唉声叹气道,“说法倒是给了,但解决的办法却连屁都没放一个,每次都搪塞我,各种推诿。”
说完,李尔福还掐了掐嗓子,学着领导身边的大秘的话,“股份制改革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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