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他是参加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分子。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还发动别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并公开宣称:“时局危险,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选择用人、理财、练兵三项着力变革。”
事后不久,袁世凯继续上书:“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
有明文记载,说袁世凯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不但如此,在变法初期,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
要废光绪,对于老佛爷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是谣言。
但这是谁造的谣呢?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目的在于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制造紧张空气,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无论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因为,维新派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再书生气,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些个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们所倚仗的光绪皇帝,手里有多大的权力?
听到传言,维新派这些书生谎了手脚,他们要给自己找抓手,他们要抓枪杆子。
他们是不是也知道,在体制落后的国家,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国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们很快找到了目标——袁世凯。
因为,在手握重兵的人中,袁世凯是个唯一的改革派。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简直是铁杆改革派。
此前,康有为就考虑过利用袁世凯的问题。
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迴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但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尽人皆知,康有为又“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也”,于是派亲信弟子徐仁绿去试探袁世凯。
袁世凯让徐世昌接待,徐世昌都是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
自以为是的徐仁绿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离间了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康有为遂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皇帝举荐了袁世凯。
又让谭嗣同递密折,请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
九月11日,光绪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陛见。
袁世凯虽然是打心眼里赞成变法的,但他和康有为等人不同的是,头脑还能保持冷静。他要想得更多些,更要权衡厉害。接到荣禄的通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皇帝的召见肯定是不同寻常。
袁世凯马上通知徐世昌来天津,然后派他到京城打探消息,他要知道实情。
这个时候,朝廷內部反对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光绪皇帝明显感到,老佛爷反对变法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光绪皇帝自知自己权力有限,在朝堂的影响力有限,非常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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