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各高校恢复上课,这场运动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这样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那么,这场运动的具体进程或许就会改变,意义也可能会打折扣。因为仅就4日的行动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学生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没有达到目的的学生运动。
4日学生行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外争主权”,二是“内惩国贼”,7日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但运动的这两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尽管北京学联从7日开始就在酝酿新的行动,京外各地的声讨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为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作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运动暂时停歇下来,对整个运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恰恰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蔡元培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举动——5月9日辞职并悄然离京出走,瞬间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重新点燃了北大学生的激情。”
于是,北京的这场运动非但没有在7日告一段落,反而从9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迅速扩及全国,不断掀起高潮,直至获得胜利。这个局面对于蔡元培本人来说,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历史就这样注定了他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蔡元培的辞职是向大总统和教育部提出的,原因如其辞呈所言:“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他作为校长“约束无方”,故“竭诚呈请辞职”。北大毕竟是北洋政府辖下的学校,蔡元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校之长对4日行动负有的责任,因而是脱不了干系的。
辞呈所言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各方反蔡势力都蠢蠢欲动,不仅威胁到他本人,甚至威胁到北大及其学生。具体来看,一是当局将运动“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一身”,因此“撤职查办北大校长”在当局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而“解散北大”的动议也甚嚣尘上。二是安福系更是磨刀霍霍,当局也明令要“将已释学生送法庭惩办”。三是因北大改革而失意的少数人也欲“乘隙而入”,里应外合,“动摇北大现状”。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蔡元培又拿出了他“政治生活中一贯的斗争策略”——辞职。蔡元培在与北洋当局的斗争中,“一面毅然斗争,一面准备在不可为之时作引退之计,难进易退是他行事的一大准则”。总之,对于来自各方的威胁和压力,蔡元培心知肚明,“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与其被撤职查办,学校、学生以及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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