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从戏院出来,心中不禁一阵感叹,这与他在开平境内处理土客械斗之时,简直是两个极端。
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为了争夺生活所需的一点土地和资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广州城内的士绅商贾,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出身,对于商贾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经济的破坏,使国朝没有意识到商贾的作用,而在商税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轻税制。
这种情况,一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所改变,朝廷开始重新提高商税比例,但国朝的税赋中,农税却依然占到七成五,而盐税占一成,剩下的皇庄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则占半成,而商税却依然只占不到一成。
偌大一个朝廷,几乎全部靠着田赋来运转,如此国朝的子民中,最为贫困的普通百姓,却承担了国家七成五以上的赋税,而商贾与士大夫阶层勾结之后,却只承担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税赋,这与宋时商税最高达朝廷税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国朝士绅与商贾简直富得流油。
戏院中,挥金如土的士绅、商贾,让王彦心生感叹,他为北伐的经费苦恼不已之时,士绅、商贾的财富却多到可以金银投地,全不在乎。
此时王彦到没什么打击士绅豪贾之意,相反他还认为士绅、豪贾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论》之中有“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之语。《黄书》中有言“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从小教导王彦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视损富济贫为,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对此,王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无端打击富户,但如今国朝危在旦夕,士绅与商贾,却要承担他们因该担起的责任。
此时王彦已经有了改革税制的想法,但他却也知道,推行行起来,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因为本朝官商勾结之厉害,可谓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税,那全天下舆论,都会跳出来反对。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横征暴敛,都会成为士绅抗税的借口。\u000b万历年间,皇帝派遣内侍到东南征收丝绸布匹税,结果也是征到哪里,哪里便发生暴乱。
此时的天南,虽然没有东林党这种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的大势力,但粤地商人与本地的士绅大族,甚至官员之间,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王彦思虑再三之后,决定先不触动士绅与商贾的现有利益,并不改变税率,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打击偷税漏税之举,并且将税目逐渐完善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王彦一人能够完成,也需要一个好的契机,才能不引起士绅和商贾的反弹。
王彦回到国公府,依然为银钱而烦恼,许嫣嫣所献的一万两白银,对他来说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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