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之事岂要陛下亲自审断?”
对于大量的“击登闻鼓”者,唐右金吾将军上疏曰:“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
显然,,过多的“越诉”会侵犯“下官”的正常职权,打破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朝廷)与“下”(地方)关系紊乱。
而朱元璋是鼓励告御状的,于《大诰》中甚至是号召百姓监督举报官吏,允许百姓捉拿贪官污吏,绕过上级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御状。
《大诰》在颁布之后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洪武朝的安定和谐与朱元璋严刑峻法,厉行反腐有直接关系。
只是朱英知道,这样极端的律法很难持久,不管是在朱元璋之前,还是一直延续到后世,如此律法再不曾实施过,仅仅洪武年间的昙花一现。
且对于治理地方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
围绕告御状所形成的百姓、朝廷、地方三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朝廷与底层民众共同施压于地方的格局。
朝廷与底层民众在与地方官府违法乱纪、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斗争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
没有哪个皇帝希望自己国家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但个人的精力并不能去探明。
在此过程中,朝廷为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代表的角色。
百姓与地方的矛盾,经由“进京”被带到了京师,从而转变为这些群体与朝廷的矛盾,以及朝廷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朝廷既需要通过上访这种渠道监督和震慑地方官员、使之不敢肆无忌惮,也需要地方官员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加强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的作用与功能,使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减轻朝廷的压力。
只不过朱元璋现在给告御状的百姓的权力太大了,使得地方上的政权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在一些事务上,官府不能让百姓满意,那么就能通过‘告御状’来威胁甚至是敲打官府。
目前地方上一些官府来花钱了事,为自己的乌纱帽妥协百姓很是常见。
如此下去也影响到了政权通行。
所以朱英打算就这个方面,进行改善。
不管是什么权力,一旦失去了束缚,都会变成危害。
请收藏:https://m.frgls.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