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荆建心中的震惊已经是难以形容。仿佛有种这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实在无法想通,就算换作自己,那也绝对是与中国政府直接合作好吧?这与安德烈那边的贷款还不一样,贷款可以说安德烈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的一揽子协议,决策者肯定是一群人,肯定会开会讨论,他们与自己又是无亲无故,难道都集体吃了脑残片吗?
“对不起,诺娜,我有些不明白您的意思?”带着疑惑,荆建询问道。
电话那头的诺娜其实已经是俏脸通红,心中是腹诽不已。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中苏两国政府合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优势实在太明显了,荆建能拿出的,中国方面基本都能拿出,而且苏联方面的股权还能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些反对声,而且反对声变得越来越响亮,我们直指问题的核心——国有企业!
无疑,如果是直接合资,这家企业的模式肯定是国企模式。然而这时候苏联国内的思潮已经是乱的一塌糊涂,由于苏联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的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道路。
于是在争论中,有些反对者就提出:“……苏联的国企模式已经出现问题,难道中国同志手里就有灵丹妙药吗?而且从中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中国的那些国企大工厂同样是普遍的大面积亏损,难道两个亏损企业合资在一起,就能够立刻的扭亏为盈吗?”
“……从表面上看,我们手中的股份似乎多了不少。但我想请教,如果出现亏损,难道我们为了一句轻飘飘的中苏友好,就继续注资吗?如果没完没了,我们不是自找包袱吗?好,如果我们不继续注资,那结果将更糟糕。工厂破产,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而中方起码也得到了设备和厂房。这样的投资,我看还不如用在国内呢。”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经济,关上门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失败了。我们情愿和资本家合作,情愿手中的股份少一些,起码他会悉心经营这家工厂,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
也许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一场彻底的笑话。其实企业的经营状况优劣与否,与国有私有什么的并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不断的创新精神。
好吧!经济学上的问题可以争论。但只要有些基本常识,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情愿给资本家让利,也不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吧?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内,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已经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因此出现如此奇葩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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