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凡是不是领导人生前指定的人,绝非正统接班人;凡是这种人掌权,就是在造反作乱。正是由于这“两个凡是”,魏延的军队被煽动逃散,他的行为无人支持,他被马岱斩杀后人们心安理得。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格被绞杀了。历史在敬告后代: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安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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