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到了后百分之二十时，早先宋铮一直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冯晓刚依旧没有摒弃煽情的手段，直接撕破观众还在静静思考的心理防线，将泪水和仇恨迸发出来。

　　从拴柱跳下火车后发现没带小米，到他被日本人一刀刺进喉咙，再到范财主闷死了孙子，这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将影片苦心营造的沉稳宏大气氛推向狭窄，本来是主题深化的高.潮变成了情感发泄的高.潮。

　　可以说，是过于饱满的戏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场灾难本身的残酷。

　　此外在结构上，也有些拖沓，电影当中铺展的四条线索，灾民的逃荒经历是展现“是什么”，国民政府的应对是展现“为什么”，记者白修德是“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问题的追问者”。

　　前两者是主线，后两者是辅线，如果再加上日本兵对灾民的态度，那便是五条线索，五个立场。

　　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给了老蒋一个让人敬又让人怜的形象，但是两条辅线与主题的衔接不够紧密，如果说白修德的作用是连接了灾民与政府，那么传教士的作用就有些模糊不清。

　　小安关于上帝的拷问更像是在做戏，没有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反倒是那个老太太在面对老蒋时的一句“阿弥陀佛”更具震撼力。

　　相比之下，日军对灾民的认识算是点睛之笔，“他们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这句话应该作为整部影片的“题眼”，因为其要表现的就是饥饿中的人性状态，但可惜的是不够深入。

　　当然，如果非要就此，对《一九四二》进行批判，又有些鸡蛋里挑骨头了，事实上，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至少在越来越浮躁的中国影视圈，《一九四二》也算是难得的佳作了。

　　首先，主题明确，电影开头，在老蒋的抗日讲话声音中，主创人员的字幕出现；电影结尾，又专门用字幕交代了老蒋一九四九年退居宝岛。

　　这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失了民心，这与官方的答案没有区别，实际上也是最好的答案。

　　但是对《一九四二》来说，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人性，政治，战争，还是历史？

　　或许所有的东西都有，或许什么都没有。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我们苦难的民族立了一座碑，碑的模样暂且不提，但碑文是精准的。

　　另外，甩去了体制的包袱，冯晓刚和刘震芸利用新中国历史的前页，折射出了一个走不出的现实轮替。

　　很难说《一九四二》里的各种磨难有多悲，特有的冯氏幽默让中国人的这层苦有了些许冒险大片的喜感和大众可看性。

　　这两点看似是商业行为，却让人深深觉得《一九四二》里的磨难远不及中国人不能言谈的“特殊时期”铭心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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