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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