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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