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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