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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